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收益和风险，这才叫市场竞争。

第二，行政权客观存在，即使自古至今都不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，但人类文明史还没有解决行政权力的替代者问题。由于在现在这个体制下，他可能一方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该得到的，另外一方面又付出了太多不该付出的，所以产生扭曲，利用权力寻租。

所以商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必须隔离，就这么简单。例如，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，有多少人去看过大学生就业签约和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状态？好像文学家比经济学者知道的都多一些。如重金属污染、对稀土和露天煤矿的过度开采、地沟油、有毒奶、血汗工厂等貌似纯市场、来自竞争性市场主体的行为，必须进行来自唯一权威主体（即政府）的管理。所以问题的本质仍然不是让它们进一步市场化——在经济学意义上，这称之为市场失灵，是不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完成的。但综合性大学的中山大学在金融学科有些薄弱，在学术上有些寂寞的陆磊转战到了当时央行下属的广东金融学院。

一些行政机构由于拥有某种审批权，其门口往往门庭若市，那么我们应该问——审批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化了？行政权不能被交易新京报：如果说市场化过度了，怎么去理解目前在金融、能源等诸多领域的设限？陆磊：这是在市场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由完全竞争向垄断演进的过程。通过这个改革，乡村和城市地区的民营企业成为创新主体，而非政府，老百姓获得的收入就能够按照边际贡献原则，多贡献多拿，少贡献少拿。按理说，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，收老百姓的钱，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，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。

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，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，那我怎么办，我上告无门。而我们现在，一个财政部长用笔一批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预算。《宪法》规定这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，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决定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把这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门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怎么让人信？就需要建立法治胡释之：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，总量超过日本，全球第二，按理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国家，给人无限希望的一个国家，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富人纷纷移民，弃船而去。

核心提示：1、政府权力大，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，但全都你说了算了，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2、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，这能够振奋人心，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3、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，这是错误的。现在来说好一些，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，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，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。

我想以后不能再由部门来提出立法，现在好多部委都有专门负责立法的司局，这个是不可以有的，都得收编到人大。历史上，私权在中国向来没有地位，不像西方国家，很早就有了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，始终就是尊重私权的，而我们始终就没有。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，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，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，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。要是政府能够在一件事情上，纠正过去的偏差，老百姓就有了一个相信你的希望了。

但我们反倒成了是财政部来主导修订，成了一个部门立法，成了扩展权力的一个工具，这就很成问题。在位的时候，你可以超越法律，但是你下台的时候，同样也就没有法律来保护你了，就要承受没有法治的危害。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，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。税收是取之于民，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，作为纳税人，有权利来决定这些税收怎么用，这个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。

但这些人其实是短视的。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，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，但是没有人纠正。

第三个渠道最重要，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，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？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。怎么让人信？就需要建立法治。

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是错误的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，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，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，由民营企业交的税，这个是私产，只不过是被征收了。你不能老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了，没人信，你只有受一次惩罚，大家才会相信你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干了。虽然这样一来，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，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，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，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。胡释之：从官员的直观来讲，谁都想人治，谁不想自己说了算，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，束手束脚的？这是人之常情。江平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，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治市场经济 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就应该更有意地来保护私权，而让公权受到限制。

这怎么解释呢？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法治，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，让人没有安全感。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，可以告了，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。

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，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，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，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，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，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，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。胡释之：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，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，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，给人以信心，给人吃定心丸。

现在法律有一些改善，比如拆迁条例里面对于私权的维护是比以前多了，但是越往基层，这个方面做得就越差，到了基层应该说仍然是政府想拆就拆，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。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，受到政府的侵犯。

胡释之：人大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，还是行政部门独大。第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。说到这个税，前一阵讨论预算法修订时也讨论得很激烈。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？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，早就把你抓起来了。

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，我们还没有。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。

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，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，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。所以有远见的领导，还真得趁自己有权的时候，在位的时候，把法治建立好，主动把自己捆绑起来，把自己关到笼子里。

如果你过去做错的都不改，老百姓怎么会对你将来有信心呢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逼着执法的人采取违法的手段来完成任务，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危险的。

胡释之：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，rights被翻译成权利，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。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，应该纠偏。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，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，但是没有人纠正。

这就是一个权力的悖论。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，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，那我怎么办，我上告无门。

胡释之：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，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，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，给人以信心，给人吃定心丸。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。

胡释之：从官员的直观来讲，谁都想人治，谁不想自己说了算，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，束手束脚的？这是人之常情。《宪法》规定这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，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决定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把这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门，这是很可怕的。